李商隐，字义山，号玉溪生、樊南生，为晚唐时期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的杰出诗人。他出身贫寒，幼年便肩挑家庭重担，勤勉读书之余还需劳作谋生。虽受令狐楚提携步入仕途，登进士第，但仕途多舛，更不幸被卷入“牛李党争”，长期郁郁不得志。唐文宗开成三年（公元838年），他入泾原幕并娶节度使王茂元之女，此举却招致牛党排挤，仕途更加艰难，唯妻子王氏的慰藉稍减其苦。大中五年（公元851年），40岁的李商隐在幕主卢弘止去世后重返京城，却痛失爱妻王氏，悲痛欲绝。为生计所迫，他放下自尊求助于令狐绹，终得一太学博士闲职，然此职非但未能改善其境遇，反因需要“主事讲经，申诵古道，教太学生为文章”（《樊南乙集序》）、违背其“行道不系今古，直挥笔而文，不爱攘取经史，讳忌时世”（《上崔华州书》）理念而加深其内心痛苦，微薄俸禄亦难解家困。正当李商隐深陷绝望之际，接到来自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“聘书”。柳仲郢贤名在外，且并未依附牛、李任何一党，这让深陷党争的李商隐十分庆幸。他毅然决定前往梓州寻求转机，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入蜀之旅。

从长安到梓州，李商隐需要往西行，经过咸阳、武功、陈仓，过散关，入山南西道境，越过秦岭向南，再沿嘉陵江而下，到阆中换陆路，而后向西南到达目的地，全程两千多里。这无疑是一段漫长且艰险的旅程。

大约是大中五年深秋，李商隐开始他的入蜀之旅。他一路西行，到大散关时遇到大雪，停滞不前，作《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》，诗云：“剑外从军远，无家寄与衣。散关三尺雪，回梦旧鸳机。”

这首诗深刻悼念亡妻，笔触间流露着诗人赴蜀任职途中的孤寂与哀思。天寒地冻，长路孤行，唯有踏雪声回响于空旷天际，映衬出诗人形单影只的渺小与寂寥。严寒侵骨，更痛的是心灵之寒，因妻子的逝去，那份温暖的关怀与爱意已成绝响，再无冬衣寄来，细腻温情终成永诀。大散关的雪，既厚重又苍茫，似将心中余温一并掩埋。恍惚间，妻子织布做衣的身影浮现眼前，温馨美好却瞬间幻灭，留下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凄凉。

越过秦岭后，他开始踏上嘉陵江水运之旅。在水运行程中，他在利州暂时停驻，谒黑龙潭凭吊武则天后，写下《利州江潭作》：“神剑飞来不易销，碧潭珍重驻兰桡。自携明月移灯疾，欲就行云散锦遥。河伯轩窗通贝阙，水宫帷箔卷冰绡。他时燕脯无人寄，雨满空城蕙叶凋。”

自武后离世至李商隐踏上利州之地，不过百载光阴匆匆流逝，昔日权倾天下的女皇，现今唯余荒江畔废庙一座，此景此情，触动无数人心底的感慨与唏嘘。李商隐或许被周遭凄风苦雨、凋零蕙叶所感，意识到武则天虽贵为帝王，终难逃“无人寄”的孤寂宿命；而他自己，亦不过是“无家寄与衣”的漂泊旅人，饱受无依无靠之苦。在荒江废庙前，四十岁的李商隐，历经官场险恶与挚爱离别，对人生无常、世事沧桑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。

离开利州，李商隐继续顺流而下。他望着两岸青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坐船到望喜驿，嘉陵江上的水程便结束了。于是，他写下了《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》。

其一：“嘉陵江水此东流，望喜楼中忆阆州。若到阆州还赴海，阆州应更有高楼。”其二：“千里嘉陵江水色，含烟带月碧于蓝。今朝相送东流后，犹自驱车更向南。”

李商隐立于望喜驿楼上，凝视东逝嘉陵江，心中满是不舍与遐想：若能与江水同行至阆州，定有高楼再续远眺之乐。然而，他深知离别难免，转而沉醉于江景之中，铭记那“千里嘉陵江水色，含烟带月碧于蓝”的绝美画卷。

这两首诗通过虚实相间的手法，深刻展现了李商隐内心的复杂情感：既怀念过往，又迷茫未来。江水东流，承载无数悲欢离合，见证世间兴衰，而他，则如江中扁舟，漂泊不定，寻觅着未知的归宿。

离开望喜驿后，李商隐踏上了更为崎岖的山路。山间的寒风呼啸而过，仿佛也在诉说着旅途的艰辛。李商隐大约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到达梓州。

在之后的蜀地生活中，李商隐又创作出《张恶子庙》《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》《武侯庙古柏》《筹笔驿》等诗。

相较于杜甫、元稹、陆游等入蜀留下的丰富纪行诗文，李商隐此次蜀地之行纪行诗数量不丰，其对蜀地瑰丽景致之淡漠，实则是其独特人生境遇的深刻反映。李商隐并未沉溺于对蜀道山川秀美、风光旖旎的华丽描绘，而是巧妙地将旅途中的所见所感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。他的诗作中，蜀道的自然景观成为情感的载体，不仅展现了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独特感悟，使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心灵的震颤，为之深深动容。这种以情驭景、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，使他的入蜀纪行诗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，成为后世品味与研究的珍贵遗产。（作者胡圆圆系西华师范大学教师，蜀道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