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元，战国时隶属于蜀国的诸侯国——苴国，西魏改称利州，元代易名广元，至今有2300多年建城史。广元方志的源流可追溯至南宋杨炎正编纂的《图经宁武志》,至清代鼎盛，体例、内容进一步完善，民国出现转型。大量地方志的编纂，既体现了悠久的方志编纂传统，同时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资料。但《图经宁武志》早已散佚，仅留下残页史料。南宋还有《利州路志》《隆庆府志》，明代有《广元府志》《广元州考究图经志》，均未传于后世，仅明代《永乐大典》中还保留有若干史料。

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，山东单县人张赓谟任四川保宁府广元县知县。上任以来，他就进行大量田野考察，广泛搜集整理资料，至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材料逐渐丰富。而事亦凑巧，他从本县庠生石崇宪家中获得其伯父石法鲁(岁贡生，尝官四川峨眉县训导)所增辑的县志草稿，遂着手将自己数年积累的资料整理编订，从而纂辑成县志十三卷，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成书付梓。作为巴蜀地方知识宝库之一的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,是广元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地方志，是广元古代地方史籍的集大成之作，是研究广元乃至巴蜀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，为我们研究清代广元的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人物、风俗、军事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史料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

壹

该志订立凡例，突出了编纂的科学性具有资料性工具书价值

与宋、元两代相比，明、清方志一个突出的变化便是许多方志开始订立凡例，以明著书的宗旨和编纂原则，这应是方志编修体例上的一个新的尝试和贡献。宋、元所修方志，今天所能看到的很少设有凡例，如《太平寰宇记》《延祐四明志》等均未订立凡例，唯南宋凌万顷、边实编纂的［淳祐］《玉峰志》有凡例五则。此凡例叙述简单，仅在所写范围方面确立了几项原则，与明、清方志相比稍显单薄。

凡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书的质量和编修者的水平。清代四川设有凡例的方志有《雍正四川通志》《道光保宁府志》《乾隆昭化县志》等。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亦设有凡例，有14条之多，将县志的编写原则讲得清清楚楚，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出处、文字表达、篇幅长短，都作了详尽的规定。其中一些内容如今看来仍有可取之处。如对山川古迹记载不准确的，加以详细考证、注释，以破讹谬，这对我们研究清代广元文物古迹，推进文化旅游发展有极大的帮助。又如对节选自《雍正四川通志》中《劝农记》的内容逐一加以注释，未据为己有，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贰

该志内容广泛丰富，突出了资料的系统性具有存史、资政、教化等使用价值

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今存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刻本、清同治年间抄本，刻本藏国家图书馆、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，抄本藏四川省图书馆。2017年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影印本。2023年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校注本。此志分十三卷，部分卷下列有细目，约11万字。艺文卷最多，约占全书之半，大量收载唐宋明清时期著名文人学士的著述、题咏，如唐代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岑参、刘禹锡、李商隐，宋代文同、司马光、陆游，明代杨慎，清代王士禛等人的诗文。张赓谟所著诗文亦收载不少。因广元自古为川陕咽喉，故历代文人墨客每经必留题咏。作为川、陕、甘结合部的地方史料，有其较高价值。其余卷如封域、营建、水利、赋役、学校、风俗、师儒等所收载的史料，记录广泛详细，对研究当时广元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教育、军事等方面的情况，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如卷二《封域》、卷三《营建》，对沿革、幅员、形势、山川、古迹、洞寨、乡堡、驿铺、祠庙、关隘、津梁、寺观等章，不只是记载详细，且作了精确之考证，这对研究广元及其毗邻地区地理沿革、历史变迁等方面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史料。又如教育方面，《［乾隆］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卷六《学校·社学》载：“明洪武十六年诏：经断有过之人，不许为师。”这些详实的记述足见当时广元的官员及百姓对教育的重视。该志对加强新时代广元教师廉政建设，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推进广元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叁

该志记叙详细，可补史之缺、参史之错、详史之略、续史之无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

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堪称“清代广元百科全书”。与《嘉庆大清一统志》相比，该志对广元当地的历史资料记载得尤为详尽。如户口方面，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三百八十三《四川统部·户口》中仅记载了四川省的两次户口数据：“康熙五十二年，原额人丁一十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四，乾隆三十七年停编丁，今（嘉庆二十五年）滋生男妇共二千八百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五名口，计七百九万二千二百七十二户。”而在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校注》卷五《赋役·丁粮》中则对广元的户口作了详细的记载：“广元县原额税粮壹千陆拾石伍斗捌升壹合捌勺伍抄，人丁壹千柒百肆拾贰丁。现编人丁柒千陆拾叁丁，盛世滋生户口叁百玖拾捌丁。”县志数据弥补了《大清一统志》 记载的不足，这些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广元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有极大的帮助。又如赋税方面，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三百八十三《四川统部·田赋》《四川统部·税课》中仅有简略的记载，只记录了田赋、税银征收的总额。而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卷五《赋役》中则详细记载了赋税的数量、类别以及夏粮、秋粮、起运、商税、渔课、杂色课程、徭役、驿递、民壮、夫马、杂需、代征等内容。这些史料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广元县的赋税状况、经济水平，这些正是清史中所欠缺的。

肆

该志史料具有川北地方特色，对研究清代广元民俗风情，发掘地域文化，极富参考价值

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独具川北风情，其保有的自然资源史料可见一斑。县志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卷七《风俗·土物》共收录谷类15种、菜类30种、果类22种、花类29种、草类4种、木类25种、竹类5种、药类91种、虫类2种、禽兽类40种、鳞介类11种、货属类21种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，广元的土物中，有许多动植物具有极好的药用价值，如“王不留行”，中药名，别名王不留、麦蓝菜，为石竹科植物麦蓝菜的干燥成熟种子。此植物善通利血脉，有“通乳圣药”之称。这味药给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云“此物性走而不住，虽有王命不能留其行。”这些动植物的记载对如今生物资源的研究有所裨益，对中药研究亦有所启示。

伍

该志突出了方志的社会功能，对地方历史文化永续利用的积聚、传承，裨益良多

《乾隆四川保宁府广元县志》十分注重其教化、引导作用。如张赓谟在县志自序中所言：“既可因地敷政，而都人士望懿美于当前，乐典型之未远。士修于家，农力诸野，兴仁兴让，勤职业而敦根本，治化之成也。”该志对习俗、仪礼的详尽记录，使人们对广元各族人民的了解更加客观，有利于回汉、汉藏、汉羌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。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推进广元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”创建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方志引人向善的功能在此志中也得到极好的体现。流寓是谪官的一部分，该志将“流寓”单独成卷，体现了其扬善惩恶之意。作者不惜用三卷的笔墨为人物作传，将人物分为名宦、秩官、武职、乡贤、忠义、节烈、隐逸、流寓、仙释等9类，从德行、孝悌、贤良等方面为人们树立了榜样。（粟舜成）